使用心得

第一章 「本土化」：錯誤的答案



距今一百多年前的中國，在遭逢殖民侵略、現代化與民主化多重衝擊的同時，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思想典範轉移。在號稱「普世」的科學價值洗禮之下，中國知識份子把兩千年來被視為「國學」的典籍鎖進「中國文史」的小箱子，開始走上一條「學術現代化」的不歸路。



然而這條「擁抱普世」的路，卻並非走得無怨無悔、也絕不是全然地義無反顧。由民國初年到文革，儘管中國文化傳統曾經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在各種運動中被「自己人」所否定、撻伐，但「本土」的焦土之下，種子卻沒有腐化、消失；一股不安的躁動情緒，隱身在「西化」／「國際化」／「全球化」的表象之下，伺機而動。由一九三六年，無論是社會學家楊開道對於「中國社會科學……只用外國的材料」的批評，到潘菽和吳文藻有關「學術中國化」3的呼籲，以至於今天華人學界有關「本土化」的檢討，都可以說是反映了同一種對於現狀的不滿，以及對於現代學術「普世性質」、以及自身角色的疑問與惶惑。問題是，「解藥」在哪裡？



截至目前為止，許多華人以及亞非學界人士都將「本土化」視為答案；多年來，「本土化」或多或少也都曾經引起一些有關學術上「自我」與「他者」的反省。但各個華人社會的學術發展路徑與學門特質不同，「本土化」被重視的程度也有差別。香港與新加坡受惠於其特殊的歷史經驗與貿易地位，研究國際化程度和壓力一向較高。台灣由七○年代開始經濟起飛，留學生回流，積極引入國外的理論與方法。一九八○年代，學界面臨全球化挑戰，楊國樞等學者發起「心理學本土化」運動之後，開始討論社會與行為科學「中國化」的問題，港、台才陸續出現了有關本土化的學術討論與著作。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牽連，起步較晚。但改革開放後社會科學重建；面對西方文獻大量快速引入，學界也陸續出現了本土化、中國化的討論。



在八○年之後、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國際學術環境已經與一九三○年代大不相同，然而對於未來發展方向的疑惑不但仍然沒有解開，學術環境在「追求國際競爭力」的壓力之下，似乎更加沒有多元發展的空間。有關本土化的討論，整體而言在深度和廣度上也始終沒有太大突破。就如同傳播學者黃旦所描述的，這些所謂「本土化」「爭論」其實是「有爭無論」；一些「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式的你來我往」論題既然從未曾展開，也就難怪「轅門外三聲砲響」，但引起的不過是星點煙火；四周仍然是「一片死寂」。而這種沉默，黃旦警告說，比爭論本身更值得警惕和重視。



「本土化」的議題未能撼動人心有許多原因；或是政治與民族情緒的參雜滲透、或是欠缺切實可行的方法與途徑，都使得討論無以為繼。然則「下一步」邁不出去，其實隱含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，就是概念本身。就以學術「本土化」的進展而言，有學者認為台灣已經由「研究現象本土化」逐漸進展到「研究概念本土化」、以至於「研究典範本土化」。然而同樣看台灣的本土化運動，也有人認為不可樂觀；社會學者葉啟政就認為，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不但成績稱不上耀眼，甚至遭遇瓶頸、後繼乏力。觀察結論如此不同，是否因為判斷標準不一、或者根本對於「本土化」的內涵有不同的認識？「本土化」究竟指的是什麼？如果意義不清楚，「本土化」是方是圓人人理解不同，我們又怎麼知道如何去觀察、判斷，應該贊成或反對、又如何去實踐？





一、「在地化」與一片迷霧中的「本土化」



意義的含混與矛盾，常使討論陷入泥沼；然而要澄清「本土化」概念，還得先處理「本土」與「在地」之間的差異。文獻中對「全球化」的討論不少，但有關「本土」的則非常有限。在英文裡，社會科學研究「本土化」一般被解釋為「本土」(indigenous)...